根据多元民主的理念，如果政府官员限制了言论自由，控制了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就会影响利益群体对该公共事务的发表意见和建议的机会，使其不能充分而公平地参与到政治进程当中，从而使民主结果因程序上的瑕疵而丧失合法性。
纳米科技的风险治理，应该通过各种不同的机制，把相关的社会角色或利益方聚到一起，为科技的风险和负面效应最小化提供广泛的社会平台，为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冲突寻找相应的解决途径，共同管理、共同协商，朝着为人类造福并最大限度地减弱其负面效应的方向发展。这样，政策的实施就没有实现最佳的预防。
同样，如果一种政策仅增加风险，决定也同样简单，就应该避开此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治理作为一种既重视发挥政府的功能，又重视社会组织群体势力相互合作、共同管理的方式和理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我们应使用此政策。当前，纳米科技正在蓬勃发展，被产业界和科技界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忽视成本收益分析的文化体制下，我们付出的可能远远比能够得到的多。
在纳米科技的治理过程中，纳米科技不应仅仅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事情，吸收社会公众参与到纳米科技问题的治理中来，让公众参与到纳米科技发展的决策中去，纳米科技的发展才可以在道德上得到辩护。评估科技风险需要专业的知识，因此，普通民众需要依赖专家来应对科技风险。该区分构成‘保障个人权利反对政府侵犯的全部历史的基础，今天依然如此。
斯塔尔夫人的名言，在法国，自由是古典的，专制才是现代的，其中的自由完全可以替换为宪政。按照弗莱纳的说辞：对法官的信任是基于法院的制度和程序。四、联邦制和违宪审查：现代宪政的完成在继受欧洲已经广为认可的人民主权、代议制、权力分立和人权保障等原则的基础上，美国第一次在理论和实践上证成了联邦主义--包括联邦制和地方自治--的根本意义：对政府权力的控制不但应通过社会权力（人民主权和公民权利）和中央政府权力的分割（三权分立）来实现，而且还必须对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力进行纵向分割。在美国，宪政和宪法实施也有所不同：宪法实施是指从司法层面关注宪法条文的解释、国家机构的权力分配，宪政则关注怎样定义人民主权、人民拥有什么样的主权权力以及到底何为主权者权力这些无法在宪法文本中找到答案、因而无法引出直接的司法适用的问题。
第一，违宪审查的有效运转是以人民主权、在现代社会则是以议会制为前提的。描述意义上的宪政，是指将宪政主义变为现实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宪政运动。
经验表明，这种机构，即使充斥着平庸之才，也很少有受权力支配的危险，因为这种利益与法院的程序无关。宪政的根本点是法律对权力的控制，人民主权、三权分立和联邦主义虽然都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但这些制度一直是通过政治手段、也即通过各种政治力量的角力来成为现实的。有结构的权力、也即排除专横意志的权力，未必来源于人民的意志，由人民的意志形成的权力，未必不是专横的权力。联邦主义不但意味着不能由单一的中央政府独享法律主权，还意味着组成国家的人民（民族）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可以划成有着不同意志的群体。
人民对抗政府权力的根本依据在于人权、亦即是个体的自然权利。议会制的基本理论是由洛克提供的。自由劳动力的需要，意味着（形式的或消极的）人权的原则成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阶级团结--资本家和工人的最基本的团结是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石--决定了社会不至于过分分散和对立。中世纪的管辖权和治理权之分则建立于单纯的政治机构（国王与法官之间）的对立上，但单纯的政府机构之间的权力争斗往往容易失衡。
它的反面是专断，即恣意而非法律的统治。中国现在的问题并不能因此归结为宪制（宪法实施）和宪政之争，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中国宪法是一个矛盾体：宪法中的有些规范与宪政的要求相冲突，有些规定却符合宪政的基本要求。
城管执法、食品监管、环境整治这些具体权力的缺乏制约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形式主义法治缺乏的问题，而不是宪政的问题。专制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完全可以有效地整肃吏治，并做到社会层面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但民主并不是宪政的本义。主观权利的客观化和社会权成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性融入人权的主要表现形式。议会必须是人民的代表，为了防止议会的异化、也即蜕化为某种专断的意志，议会主要限于立法而不能同时掌管行政权，而且议会必须是间歇性的、不能成为常设的机构。现代宪政和古代宪政都着眼于对自由的保护，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是指一种建立在抽象的人的基础之上的、鼓吹人人平等的个体自由，而不是局限于特定阶级（贵族阶级）的、区分为各种等级的封建自由。在共同体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有必要授予国家机构以更大的权力，危急的状况越严重，对最高权力的限制就应该越少。勾践在灭吴后以不听吾言，身死，妻子为戮威胁要挂冠而去的范蠡，范答之以君行制，臣行意，勾践和范蠡都认为勾践在伦理上应该对范放行，但勾践在法律上有权杀死范蠡。
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到皇权专制主义的怀抱。国家必须与经济保持距离但又不能完全站在经济领域之外，促使了保护资本主义经济的法律制度的建立，这又使得国家对于社会保持某种超然性同时又必须接受社会的控制。
没有人民意志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司法机构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政府。这种中世纪的宪政更与资产阶级、与个人主义诸种概念无关。
违宪审查制度则意味着法律或者说借由司法机关作为法律的象征来完成对于权力的根本控制。反宪政派的杨晓青所言的为西方国家所特有的新闻自由、人权无国界，以及作为宪政的核心必有制度的私有制、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军队国家化、中立化，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市场经济、宗教信仰自由、议会审议和批准财政计划这些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都是个体自由的必然衍生物。
如果社会本身是分裂的，如雅典斯巴达的奴隶社会，或者社会是分散的，如西欧封建社会，或者社会完全由政府所控制，比如奉行绝对皇权的东方专制主义，都不可能建成代议制。规范意义上的宪政也就是宪政主义、或者说宪法的实质，这时候的宪政是一种应然性质的的思想和理念。宪制（宪法实施）与宪政主义的区别宪政（constitutionalism）包括规范的意义和描述的意义两个层面，这两层含义都不同于作为一套法律文件的宪法典。分裂的社会会使统治阶级面临强大的内部压力，这种压力必然会造成统治阶级的凝为一体而不是互相牵制。
1946年的民国宪法也有明显的反宪政因素，但这并不影响这部宪法作为台湾宪政的基础。有效的议会制以强大的、脱离于国家控制的、具有必要的整合度的社会为前提。
现代宪政的起点，是1689年的《权利法案》，这个法案通过规定议会对于立法和征税事项的垄断权，奠定了人民主权和现代代议制的基础。反宪政派关于宪法的实施决不是宪政的结论，无疑是冒失的，而普宪派说现行宪法无法导向真正的宪政，也缺乏逻辑的力量。
它们适合于平常人而非其他人。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形态都适合于议会制。
有多少对于最高权力的限制形式，就有多少形式的宪政。说宪政建立于归属个体的权利之上，没有合法和正当地选举产生的议员，即人民代表者，则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上的宪政（赵楚语） ，那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与议会制有着天然的吻合性。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相同的宪政理念，但各个国家肯定有着不同的宪政道路。
由美国首先建立的违宪审查制度，体现了现代宪政的完成形态。五、 个人自由的社会性与宪政的中断只有人民，才是法律权力的最终渊源，任何掌权者都倾向于滥用权力，为了保护个体的自由，必须对权力予以法律的控制，这些都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常识。
按照林肯的表述：如果不违反美国宪法，其他的法律就会变得无法执行，而且政府也四分五裂的时候，难道不能违反宪法吗？但即使在合法的宪法中断时刻，也并非仅仅因为什么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神话。地方分享政治权力能够分担中央政府的压力、有效地训练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并以此保证议会制度的健康运行。
对于违宪审查，应该注意两点。权利观念和伦理观念的区别，可以举例说明之。